初夏顶流水果的陨落，只需要几天。5月15日，福建电视台曝光了福建漳州龙海区浮宫镇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甜蜜素浸泡杨梅的问题。五天后，官方通报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消息传开，收购商一夜之间跑光了。曾经一斤能卖二三十块的漳州杨梅，直线跌到一两块钱。果农们凌晨四五点上山采摘，骑着摩托车在崎岖山路一趟趟地把果子运下山，在临时支起的收购点前却抢不到一个收购筐。拉下一车一百多斤杨梅，排队两三个小时，只能换来微薄的几十块钱。这场风波不仅影响了产地，还波及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批发市场。上海销毁了1641公斤不合格杨梅，商超纷纷紧急标注“不泡药”并附带检测报告，茶饮品牌也连夜标明杨梅产地，福建杨梅从市面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南和浙江的杨梅。
五月本该是漳州浮宫镇一年里最红火的日子，但今年，浮宫镇种了700多年的杨梅迎来了最冷的一个季节。
陈可馨请假回家帮忙摘杨梅。往年这个时候，村里总是热闹非凡，摩托车、小车、货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收购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但今年不一样了。父亲骑摩托车到收购点，看到的是一群人围着一辆货车争抢塑料筐。谁抢到了，才能把自己的杨梅倒进去、称重、卖掉。抢不到的，只能载着杨梅继续往下一个收购点碰运气。“抢筐子”成了今年浮宫杨梅季最扎心的一幕。
一直以来，杨梅都是浮宫人的命。龙海区浮宫镇是福建杨梅第一镇，也是全国第二大杨梅生产基地。杨梅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很多农户来说，杨梅就是孩子的学费，是一大家子的生计。刘峰种了100多棵杨梅树，规模在当地算小的，当地大规模的农户家有几百亩、一两千棵树。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浙江的商贩发现漳州杨梅比浙江早熟，纷纷跑来收购，想赶在浙江杨梅上市前抢一波早市、卖个好价钱，“杨梅外交”从此开始。
放在往常5月，一个村就有上百家收购商，价格从高往低走。杨梅的品种决定了价格阶梯。最早上市的是特早梅，口感酸，但因为抢了先机，一斤能卖30块；接着是早梅，价格稍降；然后是中梅，分软丝和硬丝，软丝甜但不耐运输，硬丝偏硬、耐储存，是外销的主力，往年从20多块开始收购；最晚的是东魁，个头大，颜色粉红，更能卖得上价，但漳州的气候不太适合大面积种植东魁。
今年一切从5月15日那天变了。福建电视台旗下《第一帮帮团》节目曝光了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甜蜜素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随后通报：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后续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刘峰告诉媒体，其中一家涉事收购点就位于他所在的村子，规模不大，属于外地来的收购商。在他看来，这恰恰说明“泡药”是个别收购点的行为，并不是果农的普遍做法。但信任已然破裂，几乎没人愿意相信果农对此毫不知情。消息传出后，整个产区的杨梅都被贴上了“泡药”的标签。
最快跑走的也正是村子里的收购商。刘峰那天照常摘了杨梅拉下山，发现常去的收购点门关了，再跑一家，也关了。第二天就没人买了，以前卖六七块的，现在一块七八；最低的收到一块二，差不多是去年的五分之一。陈可馨家也面临同样的损失。她家种的是中梅，往年这个时候，中梅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从20多块慢慢降到十几块。今年新闻出来的第二天，收购价直接跌到一块三。她周三请假回家帮忙，周四回去上班，就听说价格已经跌破一块，变成了八毛钱。
木木家也有100多棵杨梅树，她在外地上班，周末才能回去帮忙。她的父亲还算幸运，有一个收购商主动开车上山找货，看了几家，最后选中了她家的果子，因为没喷催熟剂，自然熟，品质好，但价格也是以前的五分之一。至少有人要，即使已经到了地板价，本来一直焦虑的父亲，也因为有人认可自家的果子，有了一点成就感——这成了这个杨梅季最奢侈的东西。
收购商跑了，只能想别的办法把果子卖出去。几个村子拉起横幅，设了“国企收购点”，用货车拉着筐子来收杨梅。但一天只收一定的量，收完就走，第二天去隔壁村。于是，果农们开始“抢筐子”。陈可馨的父亲有时候能抢到，有时候抢不到。抢不到的时候，就骑摩托车去更远的地方碰运气。如果人家当天的收购量还没满，就卖得出去；满了，就白跑一趟。排队是常态。刘峰说，一车100多斤的杨梅，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山上还在采，你在那边排队，树上的杨梅不会自己跑下来。等不及的农户，只能把自家的杨梅拿去卖给做罐头的冰梅厂，价格也更低，收购点收一块三，冰梅厂只给一块二。
价格跌到谷底，农户更请不起工人了。往年陈可馨家请三个工人，从凌晨5点半摘到晚上7点，一天能摘几百斤。今年，一个工人干一天两三百块，采两三百斤杨梅，一斤只卖一块多，卖的钱还不够付工钱。只能全家出动自己摘，有的果农甚至四点多就上山了。
眼看果子越来越不值钱，刘峰整个人没了往年的劲头。以前烂掉一斤好几块，心疼。现在烂掉一斤才一块多，无所谓了。但不管怎么样，再便宜也要采下来。也有实在采摘不过来的。他见过有人把树上的杨梅直接摇下来，从地上捡了去卖，一斤不到一块钱，那些杨梅会被清洗干净然后用盐腌成杨梅干。但很少有农户忍心让自家的好果就这样被摇落在地。陈可馨的父亲宁愿多爬几趟山，多排几个小时队，也要把果子一颗一颗摘下来。哪怕最后只卖几毛钱一斤，那也是自己一年到头侍弄出来的心血。
杨梅撑起了浮宫镇人大半的生计，许多人把杨梅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山上到山下的收购点，只有崎岖的山路，农户们骑着摩托车一筐一筐把杨梅运下山。在过去，时间就是金钱，每一辆飞驰下山的摩托车，都载着一家人的希望。雨天路滑，打滑、摔倒在这里稀松平常。一次大雨，陈可馨见过父亲骑车下山摔倒了，第一反应不是看自己伤哪儿了，而是去抢地上的杨梅。从小到大，她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心疼杨梅，从来不心疼自己摔得疼不疼。
可如今他们守护了一整个春天的果实，最终却没人敢要了。
风波不仅击穿了产地，也迅速蔓延到终端市场。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上海乃至长三角最大的果品批发市场之一，也是杨梅进入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5月16日以来，这里销毁了检测不合格的杨梅1641公斤。本地媒体报道称，西郊国际启动了“零容忍”管控：所有进场杨梅必须每批次检测，重点排查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钠等风险。合格才能入场，不合格就地封存销毁。目前杨梅日均批发量已从四五十吨跌至不足10吨，环比下降约80%。批发价格也从以往的10多元一斤降至七八元一斤，有些规格偏小的，甚至只要两三元一斤。
福建杨梅卖不出去，恐慌的情绪像水波一样扩散，其他产区也不免受到影响。浙江仙居杨梅往年特大果能卖到30元一斤，今年批发价7元也少人问津。但相比于福建杨梅，其他产区至少还留有一线生机。云南杨梅上市最早，在风波爆发前已完成大部分销售，躲过了最猛烈的冲击；浙江杨梅虽被牵连，但仍有部分渠道愿意采购。而福建杨梅，恰好卡在即将大量上市的时间节点上，成了这场信任危机中最先倒下、也摔得最惨的那个。
线上的反应更直接，市面上的杨梅产地，几乎全部变成了云南、浙江，福建产区的杨梅难觅踪影。小象超市在杨梅商品名上直接标注“不泡药”，上架的产品有云南东魁杨梅、云南硬丝杨梅、荸荠杨梅，盒马则给每一份杨梅附上了检测报告，叮咚买菜则附上“真诚卡”，注明“5月中-6月初产自云南石屏产区，6月初-7月产自浙江仙居产区，自然成熟杨梅，更安心”。
危机还从杨梅鲜果，进一步蔓延至茶饮行业。作为每年夏季水果茶的核心原料，杨梅是众多茶饮品牌5月至6月新品的主打风味水果。事件爆发时，正是各品牌密集上架杨梅系列产品的关键窗口期。茶百道推出了紫苏杨梅蜜桃、杨梅白玉丸子等多款新品，阿嬷手作上架了鲜榨东魁杨梅和粒粒·杨梅。原本精心策划的营销节奏被这场风波打乱，品牌们不得不紧急调整供应链策略，一边规避福建产区，一边变着法子地向消费者证明自己的杨梅“没问题”。
但这一切，都与漳州杨梅果农无关了。他们的杨梅，要么以一块多一斤的价格被国企收购点收走，要么以更低的价格进了冰梅厂，要么只能烂在树上。刘峰算了一笔账，他所在的村有1000多户杨梅果农，平均每户少收5万元，光一个村就少了几千万元。不仅如此，杨梅还带动了当地其他产业，包括季节性的运输、打杂工雇佣，如今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风波发酵后，漳州龙海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当地杨梅产业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他坚称，“泡药”不是行业普遍现象，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所有果农的付出。但这样的说法，激起了更多人的不满。在不少网友看来，危机爆发之前，行业协会几乎不可能对杨梅违规添加剂问题毫不知情，果农无辜，被瞒在鼓里的消费者更无辜。长时间对问题的漠视、默许，或许都助力了最终危机的爆发。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漳州杨梅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早在15年前的2011年6月，浙江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曾发布“食品安全1号警示”，提醒消费者慎食福建漳州龙海杨梅。当时，慈溪市工商分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对慈溪市场上的福建龙海杨梅进行抽检后发现，7个批次的杨梅中有8种农药残留物。彼时，福建方面也做出了回应，由漳州市农业局联合龙海市农业、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局以及公安等部门，对龙海的杨梅市场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并作出正面回应：龙海的杨梅是安全的。当地杨梅种植大户接受《海峡导报》采访时还表示：“肯定是有人在恶意炒作，不过并没有影响到龙海的杨梅市场，客商还在正常收购。”
15年之后，食品安全风波再次袭来。眼下，不少收购商和消费者都已经用脚投票。没有人知道，这次的信任危机多久才会过去。浮宫杨梅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省名牌产品，远销欧洲、加拿大、西亚及东南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市场，在迪拜，一颗杨梅就能卖到1美元。而现在，这些标签一夜之间，都被“泡药杨梅”取代了。信任的裂痕，如今只能由普通的农户承担。不止是今年，以后我们不知道那些农民要该怎么办。
漳州人离不开杨梅，有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龙海区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450mm，年平均气温21℃，砂质红壤、富硒土壤，是杨梅生长的天然宝地。而浮宫杨梅更有着70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龙海县志》记载，南宋年间从晋江安海经海运引入，从此成为大宗果品。刘峰家的杨梅，从“老祖宗的老祖宗”就开始种了，改革开放后，每家每户分到一些树，又在荒山上扩种。在他看来，除了杨梅，龙海没什么其他产业，种水稻也赚不了钱。
农民们守着祖辈留下的杨梅树，从过去一年卖几百块、上千块，到现在平均一户一季扣除人工成本就能卖两三万元。杨梅的季节只有一两个月，其他时候，果农们去打杂工、去工厂上班，或者养殖白对虾，白对虾是龙海的第二大产业，但规模远不及杨梅。对很多家庭来说，杨梅就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养老钱。陈可馨的学费，“都是靠杨梅一袋一袋卖出去的”。木木也感慨，农村里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包括她爸妈。我们只能庆幸，至少还有个杨梅山，可以靠山吃山。没有退休金的人，就只能指望每一年的这个收成。
但种杨梅太苦了。杨梅天生娇贵，没有外壳的保护，摘下来几个小时就变色出水，古人形容“三日色味皆变”。从种下到第一次采收，要等七八年；采摘时稍一用力就破皮，新来的工人得培训三五天才能上手。对天气的要求也极为严苛，高温高湿容易烂，少雨又长不大，风一吹就容易掉。种杨梅的人，风吹雨打蚊子叮，还得爬斜山，站高梯。木木说，自己吃不了那个苦。她和哥哥都在外面上班，家里的杨梅，以后大概率没人继承了。
可就是这样一身“娇气”又一身“硬伤”的果子，偏偏长在了最离不开它的人手里。木木坦言称，如今那些留在村子里、继续管理父辈留下来的产业的年轻人，相对来说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出路更窄。杨梅的上市窗口只有短短一个月，早一天价高，晚一天价低。特早梅能卖30块一斤，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因为它来得早。消费者想更早吃到杨梅，就只能接受口感不够好的果子，而一些收购商为了把酸果子卖出去，就想到了加甜蜜素。
运输过程对杨梅来说也是一道难关。顺丰冷链寄一箱五斤的杨梅出省，运费要几十块，比杨梅本身还贵。农户一做电商就亏本，收购商用整车拉，运费摊下来每斤才三四块，散户不具备电商发货的成本优势，只能依赖收购商。有农户告诉媒体，远距离运输确实需要保鲜措施，但合规的保鲜剂对人体影响不大，买回去用盐水泡一泡，残留基本能洗掉。刘峰说：“在浮宫，我们是直接树上采直接吃。”但不法收购商为了延长保鲜期、增加甜度，用了不合规的添加剂。
而漳州杨梅自身的局限，让这个本就脆弱的产业更加经不起风浪。漳州的杨梅品种以硬丝为主，质地较硬、耐运输，但口感不如软丝甜，价格也上不去。也有人想过引进东魁品种，但气候不太适合，管理也难，集中建设冷链和加工设施又需要巨额投资。一位长期关注农业的业内人士评价：“杨梅这类水果，永远无法大规模工业化。它只能种在山坡上，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企业集约化种植不划算。所以它注定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农户散种散卖，中间商低价大量收购，果农毫无话语权。”这就像一个死循环，越没有话语权，越依赖收购商；越依赖收购商，越容易被压价；价格越低，越有人铤而走险。但从目前的结果看，出了事，砸的是整个产区的牌子，牵涉其中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即便如此，果农们还是放不下那些树。陈可馨说，父亲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但第二天凌晨，父亲还是会上山。就算价格再低，他也舍不得让杨梅烂在树上。陈可馨的家里还有三四片杨梅山没摘完，八个地方，零零散散，有的地方摩托车到不了，要挑着担子走羊肠小道。她看了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都是阴雨天，又忍不住担心，杨梅怕雨，雨一来，果子就烂得更快了。父亲还要继续一个人骑摩托车，上山，下山，抢筐子，排队，她不能总是请假回来，摘果的任务也大多是母亲一个人承担，她也不知道父母还能撑多久。
700年前，浮宫人开始在山上种杨梅，700年后，他们的子孙还在做同一件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是因为这片山，只认杨梅。而杨梅又是“风吹一半，雨落全无”的果子。只是今年的这场“风雨”，比往年残忍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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